沈括为什么要害苏轼,谈谈文坛巨子和科学巨匠的爱恨情仇

科学日期:2021-05-05 10:5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的中秋,东坡居士面对皓月当空,时值亲人千里之外,心潮起伏,乘酒正酣,挥笔写下了这篇名作。此时,他绝对不会想到当年的好友,《梦溪笔谈》的作者,大科学家沈括,已在三年前作为钦差大臣进行新法考察时,位杭州的一次相遇中,埋下了伏笔,并在三年后一手导致了足以株连苏轼九族的乌台诗案。


当文坛巨子遇上科学巨匠,怎么会结下如此深仇大恨,沈括为什么要陷害苏轼,让我们把时光带回宋朝。

变法,同朝不同向

沈括生于1031年(北宋天圣十年),比苏轼大五岁,却晚苏轼六年中进士。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入昭文馆。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这样,大科学家沈括与大文学家苏轼便有了同事的经历,才俊拱手,惺惺相惜。


按道理说,科学与文学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你搞你的科学研究,我搞我的文学创作,本应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相安无事。可沈括在历史上还有改革家的名号,并热衷政治,政治嗅觉灵敏,检举揭发他人的政治手段也不一般。


熙宁二年,王安石实行新法,作为坚定的变法派,沈括得到王安石的器重,历任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三司使等职,并担任朝廷派出巡察新法执行成果的钦差大臣,他在到处考察后,给王安石和皇上的汇报只是报喜不报忧,一派升平。

苏轼与王安石这位改革宰相观点却不一致,和沈括“所看到”的也不一样。 在王安石推行新政如火如荼时期,苏轼历数新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敢于直谏,敢讲真话的苏轼,与新政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自然遭到外放的命运,被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

虽然苏轼被外放,但是在最高统治阶层心中的地位还是不低的。所以沈括被宋神宗派到杭州监督变法事宜的时候,还特地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沈括后来果然按照宋神宗的圣谕对苏轼“格外关照”。

惊变,大兴文字狱

沈括到杭州见到苏轼后,嘘寒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走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旧友醇醪中的苏轼,向来性情耿直,“为人全抛一颗心”,没有多想,就把当时许多诗词近作,包括后来被用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均手书一份给沈括。其中就有引发文字狱大案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

沈括拿着苏轼的礼物回到京城后,始终想把苏轼往死里整的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找到沈括,要苏轼的礼物。但这几个人的文字敏感度并不高,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来。本来就凭这几个人的政治素养,加上宋神宗的欣赏,苏轼也就没什么大事。但沈括忽然意识到还有人要搞苏轼,于是自告奋勇琢磨苏轼的那首诗。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真就琢磨出来了。按他的说法:“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这两句诗是在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哪里有这样的臣子?”

沈括这一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一起跳出来,把苏轼的《杭州纪事诗》曲解得神鬼共怒。比如苏轼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认定苏轼是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简直一塌糊涂。苏轼说:“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很明显,这是他在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最终,这些人认定,苏轼不仅与政策对着干,而且讥讽皇上,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神宗皇帝在这样的证据面前,没有任何理由袒护苏轼,于是,苏轼被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这样,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一百多首诗词的文字狱大案拉开帷幕。宋朝的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于是,这起案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这样的压力面前,苏轼以为自己真完蛋了,就在狱中写了两首绝命诗,绝命诗写得很好。

绝笔,峰回路转

文采好的确在哪里都受欢迎,前有“建安七子”之一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骂尽曹操祖宗三代,降曹后竟被重用;后有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骂武则天狗血淋头,竟让武则天感慨人才流落。终于,机缘也来到了苏轼身上,按照规矩,死刑犯的“遗嘱”要先给皇帝看,然后才能交给死刑犯的家人。

一日,负责送饭的朋友误送一条暗示坏消息的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苏轼赴黄州上任时,为他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可就在这很少的人中,居然有沈括。沈括就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对苏轼嘘寒问暖,并祝他一路顺风。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沈括受到牵连被贬为延州知州。抵御西夏守卫边境的时候,又因为永乐城惨败一战而被朝廷责备,贬为均州团练副使,政治生涯宣告结束。后来沈括到镇江养老,恰好苏轼又到了杭州任职,沈括隔一段时间就从镇江跑到杭州去跟苏轼聊天,每次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苏轼想骂,却无从下口。因为沈括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知道苏轼想要骂他。

人生,百炼成钢

有些人认为沈括之所以要这样诬陷苏轼,是因为“文人相轻”,他嫉妒苏轼的才华,为了争夺文名,所以对苏轼进行迫害。但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发生,对照沈括在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称“当避其一头地”,没有可比基础,“嫉妒说”的根据不足。而且沈括一生最重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面,对于文名之类的应该并不看重。

究其原因应该是沈括在政治舞台上的“顺风倒”的性格,为保全自己,随风转舵,卖友求荣,正所谓“三观”有问题,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也正是由沈括的道德操守不佳所决定的。甚至后来王安石对其定义“小人”,宋神宗对其评价“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所以自北宋以来,沈括受到几个时代的冷遇,死后无人给他建碑,没有墓志铭,甚至没有单独列传。

因为“乌台诗案”,沈括为自己涂上了一笔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因为《梦溪笔谈》的问世,奠定了沈括杰出科学家的历史地位,而后世也因此忽略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变脸”。否定沈括的人品,并不妨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是为一分为二。

不过乌台诗案虽然把苏轼害的很惨,不过却让苏轼的文风得到了升华,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文风逐渐变得成熟而豁达,以前那股趾高气扬的锐气没有了,更多的是对人生真谛的理解和世事变迁的淡然。从这个方面来讲,倒是沈括帮了苏轼。

一位科学巨匠,才高名微;一位文学巨擘,才高名重;一位科学大家,道德侏儒;一位文学大师,百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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