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宏论|白彤东:以儒家新天下体系回应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怀疑

北京日期:2021-06-10 09:39

编者按】


2021年5月29–30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建党百年:世界眼光与全球话语学术研讨会”在上外松江校区成功举行,第二分论坛“世界眼光与外交话语”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承办,来自中联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云南省委党校等高端智库的38位专家出席了本次世界眼光与外交话语分论坛。本文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白彤东教授在此次分论坛上的发言。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学者,白彤东教授关心的是从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角度去构建一个“中国故事”。其他与会专家的精彩言论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发布。





近一百年来的主流思想认为现代国家最重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清末中国被西方打败时,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中国人不爱国,中国人有家庭和天下,却没有国家观念。这是儒家思想造成的,是中国落败的重要原因。同样从缺乏民族国家观念出发,基辛格认为中国习惯了天下中心的地位,不能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所以中国很难和平崛起。因此,很多人认为,或是为了国家的自保,或是为了在民族国家之林中和平共处,建立民族国家都是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也是中国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标志。美国右翼汉学家白鲁恂曾表示,中国不是国家,而是一个文明。近百年来,西方人与中国人都在努力把中国这个文明塞入西方人想象出来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中。但是在中国终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后,其他国家依然对中国担心不已,不相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这种怀疑其实很有道理,因为综观民族国家发展史,很少有民族国家会和平崛起。理论上来讲,民族国家为了本国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崛起过程中自然要为本国利益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索取更多利益,其他民族国家自然不想给,这就必然造就冲突,乃至战争。


西方经历过民族国家困境,现在试图超越民族国家。而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开始不是民族国家引起他国担心,现在成为民族国家了,其他国家还是担心,这很荒唐。但是,如果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必经之路,我们也只能在挨骂中先成为民族国家,之后再做改变。但是,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必经之路吗? 


从历史起源上看,中世纪封建制度垮台之后,欧洲出现了广土众民的大国。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么多的陌生人凝聚起来?民族国家其实是回应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能。通过想象的民族,尤其是血缘意义上的种族,陌生人的大国就有了凝聚力。但面对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其他不同的回答:马克思提出通过阶级凝聚,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一种方式。罗马帝国采取军事(暴力)和法律结合的方式,中国的法家提出来靠赏罚为基础国家制度体系,也是靠法律制度来凝聚。这种方式现在演变为今天哈贝马斯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最后,还有儒家的方式。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传统中国思想家(法家或者儒家)提出的模式跟西方模式放在一起呢?其实,如果非要类比历史与政治的发展,欧洲发展出民族国家模式的所谓近现代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最为相似。后者之前的西周的制度跟欧洲中世纪制度接近,都是通过分封,把一个大国分成相对同质的熟人小共同体。但在西周的封建制度垮台后,在春秋战国混乱中涌现出实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虽然当时没有用主权国家这样的概念,但是战国的大国,没有天下共主可以干涉国家内部事务,这些事务都由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统一管理。国与国之间,各国都为了本国利益可以不顾一切。这样的条件所带来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问题,与西方近现代的问题相通。因此只有在比较诸子百家与近现代西方思想家提出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后,我们才能说哪种模式最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儒家提出的模式。


儒家很核心的观点是仁。到了宋代,仁发展为天下一家的观念,这是梁启超说中国人没有爱国观念的原因,因为天下一家似乎自然就没有国家观念。但其实这是对儒家思想误解。虽然儒家的理想是天下一家,但是依旧强调在达到这种理想的同时,爱还是要有差等、有区别。哪怕是爱全世界人民的圣人,依然爱家里人胜于爱邻里,爱本国人多于爱外国人。因此,在儒家理想中,本国利益高于外国利益是完全是正当的。这意味着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认可,奠定了爱国主义基础。但这种爱国主义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那种为了本国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爱国主义。根据儒家式的爱国主义,虽然本国人利益高于外国人利益,但是外国人也是人,孟子讲,对任何人都要有恻隐之心。也就是说,本国利益优先,但我们不能为了本国利益枉顾外国人民的福祉。简单举例,洪水灾害中先救本国人完全没有问题,但不能把洪水引到外国把别人淹死,这在儒家的爱国体系中是不能接受的,而在民族国家价值体系中该行为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对本国和外国的爱有差等,儒家还有“夷夏之辨”的想法。“夷夏之辨”并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文明概念。并且,《春秋公羊传》中写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里的华夏是广义文明概念,文明国家形成联盟保护文明,抵抗所谓野蛮的“夷狄”。如果把当今世界看成一个放大的战国,可以把经过更新的儒家思想来处理当代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关系问题,也就是“儒家新天下体系”。像战国七雄这样的国家有自己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基于软性的文化。这样软性的文化认同具有包容性。民族国家认同的优点在于认同的直接(想象的共同种族)和稳定性,缺点在于作为联结纽带的血缘联系(虽然很可能是想象的)是排他的。而中国一直把文化认同作为国家基础,犹太人在全世界都被暴力驱逐,只有在中国犹太人被相对和平地包容进来,这就是文化认同成功的表现。


国际关系上,儒家认为国家主权要以该国是否履行仁的责任为条件。仁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含就是为人民服务。但这里的人民不只包括本国人民,还包括外国人民。国家主权合法性来自于对人民负责:若一个国家内部人民受到很好照顾,但是为此破坏环境,使其他国家人民受到灾害,其主权将受到一定约束。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就环境问题干预该国内政就是合法的。若一个国家自己人民挨冻受饿,还要穷兵黩武,这种情况下它将彻底丧失主权基础。文明国家联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救民于水火,即“侵略”和解放该国遭受苦难的人民的责任。简而言之,国际关系中西方有人权高于主权概念,而儒家的观点是仁责高于主权。


最后,让我们来把儒家的新天下体系与其他流行的模式比较一下。民族国家的认同止于国界,具有很强对外侵略性。现在全球化的问题本质上是民族国家领导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化要求超越民族国家,遵守有时候会有损国家利益的全球规则。但是目前真正有能力执行全球规则者的还是民族国家。让为本国利益不顾一切的民族国家领导超越民族国家全球化,这种内在矛盾终将爆发,甚至会让全球化面临崩溃。


对此,经历了民族国家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尤其是西欧试图走所谓世界主义的道路,用国际联盟超越民族国家。但是以前孟子批评杨墨的时候就指出,杨朱理论太过自私,墨子的理论听起来大公,但是取义过高却适得其反。类似地,民族国家的模式太过自私,而世界主义听着好听,但我们人类能够超越国家吗?我们看到,相对发展水平接近、文化接近的欧盟尚且做不到对国家的超越,通过世界主义超越国家就更难了。


前面提到的宪法爱国主义是一种弱的世界主义模式。其优点在于它可以很快凝聚异质的人群,因为只要认同宪法架构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一员,但其短板在于内在凝聚力不够强。并且西方现在越来越强调小群体的内在认同,例如同性恋群体、黑人、穆斯林,等等。这种小群体认同不断强化,而国家认同则被当成压迫性的东西被拒斥。这种内部分化被强化,国家认同被忽视甚至压制,结果只能是国将不国。与这些模式相对,儒家恰恰在进攻性过强的民族国家和缺乏足够内部认同的世界主义诸模式之间找到一个中庸之道。“儒家新天下体系”至少在理论上能回应其他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心。

作者: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出处:

2021年5月29日在“建党百年:世界眼光与全球话语”学术研讨会第二分论坛“世界眼光与外交话语”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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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史丽娜
审核|李舒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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